易倍体育官网:【云飞杂记】细菌传之信
发布时间:2022-07-12 08:03:36
产品型号:杀虫剂
产品简介: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出再好的东西,做了亡国奴,又有什么用?!”微生物学家汤飞凡对妻子说。1937年8月13日,惨烈的淞沪会战爆发,汤飞凡已经没有心思坐下来搞研究了,于是,带着妻子一起参加了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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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出再好的东西,做了亡国奴,又有什么用?!”微生物学家汤飞凡对妻子说。1937年8月13日,惨烈的淞沪会战爆发,汤飞凡已经没有心思坐下来搞研究了,于是,带着妻子一起参加了前线医疗救护队。汤飞凡工作的救护站好几次差点被日军的炮火击中,但身高1米6的他却笑着说:“其实我干这个最合适,因为我目标小,炮火打不中我。”

  云飞:嗯。当弗洛里和钱恩等邓恩病理学院的师生瞄准青霉素时,汤飞凡等上海医学院师生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云飞:这个提法有意思,先不论对错,只从普遍联系和大胆假设的角度而言,你进步了。1914年,颜福庆和美籍医师胡美创办长沙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即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的前身),颜福庆任校长。1915年,伍连德、颜福庆等21位医师,集聚上海宣布成立中华医学会,推举颜福庆为会长。1926年,颜福庆受聘任协和医学院副院长。1927年10月,成立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1928年改称中央大学医学院,1932年独立办校,更名为上海医学院,即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前身),颜福庆任院长。“学医的目的,有许多人以为能多赚钱,我想他跑错路了。因为做一个真实的医生,是赚不动许多钱的;除非用不正当的方法,当然例外。要赚钱,还是学别的,比较可以多赚钱。若然有人因为喜欢科学而学医,那我想也不是最好的目的;因为科学不是全能福人的,而医生是福人的职业;也许一个人懂了医道,做许多害人的事。若然有人拿服务人类,为公众利益为目的去学医,这才是最好的。取这种目的人,才是人类的服务者。”1931年3月6日,颜福庆应邀给沪江大学医预生作《现代医学教育的趋势》演讲,最后他想与同学们谈谈“学医的目的”,于是有了上面这段医学人生的感悟。91年前的这番话,今天仍震聋发聩。颜福庆的人生就是以培养、造就能为人谋福利的医生为目的,他坚信这样做了“精神上的愉快一定多的”。

  中国现代医学,始于19世纪西方医学的传入。在引进科学诊疗方式同时,西医颠覆了中国人千百年来信奉的人体结构和对疾病的认知,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卫生习惯和生命伦理观。新知识和新观念导致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医疗实践和公共卫生运动唤起公共意识的觉醒,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1935年,颜福庆在中华医学会做大会发言:“我们越早建立符合自己国情的医学院,我们就能越快地清除现在中国现代医学被唤作是‘西医’的耻辱。”他以为消除耻辱的办法就是建立中国式的现代医学教育体系,掌握医学教育的话语权,培养本土现代医学生。为此,他对标韦尔奇开创的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创建医学院、医院和医学科学研究机构三位一体的“医事中心”。颜福庆多方游说募集资金,从洛克菲勒基金会、著名企业到社会名流都在他的募捐计划之中。宋氏三姐妹的母亲倪桂珍去世,社会各界送来巨额丧仪,颜福庆居然有本事说服三姐妹赠予建造中山医院,“丧仪用于办医院,这是替老太太造福”。当年,上流社会形容颜福庆就像是个“犹太人”。1937年4月1日,上海医学院和中山医院新大楼落成,这是两所风格型制完全一致的姐妹楼,汉白玉栏杆、红柱、金黄色琉璃瓦歇山顶,屋脊吻兽,浓彩重墨尽显中国皇家宫殿之气派,但建筑内结构安排和实验室功能规划,却是按西方建筑的标准设计建造,符合现代医学教育与研究的要求。那天,颜福庆骄傲地宣布“上海医事中心”正式成立。《申报》和沪上英文媒体相继作了报道,《大陆报》评价:“这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医学院,与欧美同类医学院站在同一水平线上,是亚洲地区最重要的医学中心之一,它将成为中国的新骄傲。”

  1938年7月20日,“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市救护委员会”成立,颜福庆被推为主任委员。他为救护事业多方奔走,在报刊上呼吁社会各界踊跃捐助急需物资,如汽车、油布、卫生材料、手术用品等,又向新闻界发表谈话,痛斥日军公然违背《日内瓦公约》,多次轰炸正在从事救护工作的红十字会人员等滔天罪行。救护委员会先后成立10个救护队,12个急救队,并征集救护汽车98辆。救护队每队50余人,急救队每队15-20人,包括医生、护士、担架、司机等人员。自战事发生后,救护队与急救队即分区驻设在各战区,昼夜不分地赴前线救护伤员,并及时将伤员分送到前后方各医院治疗。

  淞沪抗战期间,以上各医院共救治收容伤员约7000人。除救护医院外,为尽量收容伤员,中国红十字会还委托上海其他各个医院兼收伤员,按所收伤员人数给予津贴,每名伤员每日药品及伙食费为5角,其余费用则由各医院自理。此类医院为“特约医院”,共有16所,床位约900张,分布在淞沪前线日,上医实习医院(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医院,即华山医院的前身)被定为“特约医院”,设有病床259张。战事以意想不到的速度愈演愈烈,伤员人数日增,最多时每日达900名,而上海各救护医院床位最多时仅5000余张,本就紧张的床位更加供不应求。所以从8月22日起,救护委员会在上医的中山医院(即第六救护医院)内设立伤员分发站,站内可容纳伤员200名。前线救下的伤员,由分发站按照其伤势轻重分别处理,重者送往医院,轻者暂住站内,等候火车或船只转送后方。9月20日,第六救护医院结束运营后,伤员分发站改设在位于平江路外交大楼的中山医院护士宿舍,此处可容纳伤员千名。站内设站长1人,医师2人,护士10余人,负责伤员换药包扎事务。另由上海市商会童子军团部派童子军一队,驻站维持秩序,料理伤员登记、转送后方诸事。第六救护医院附设的伤员分发站,自8月20日至9月20日共收容分发伤员2267名,外交大楼分发站自9月21日起至11月8日共收容分发伤员17940名。10月底,日军强渡苏州河,从大场以西向中国军队发起全面攻势,战局急转直下。11月5日,日军又在金山嘴、金公亭等地同时强行登陆,至9日,松江沦陷,中国军队腹背受敌,仓皇撤退。颜福庆亲自指挥中山医院搬离,他与应元岳等人带领全校教职员工,夜以继日地抢运设备和伤病员,终于赶在日军侵占中山医院前一个小时,将全部伤病员300余人和医疗设备转移到租界内。12日,枫林桥校舍、中山医院以及澄衷肺病疗养院全部被日军强占。上海沦陷后,伤员接收数量大幅减少,因此伤员人数少的医院先行关闭,所余伤员并入他院,至1938年5月31日,上海所有临时伤员救护医院皆告关闭。

  “身教重于言教”。淞沪抗战期间,作为上海伤员救护系统的核心力量,颜福庆竭尽心力,指挥若定,在救护伤员、维持抗战士气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他的带领下,上医师生甘当矢石,救死扶伤,在抗战救护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是上医人在峥嵘岁月中用使命与担当描绘出的鲜红爱国底色,永远不会褪色。

  在上海经历严重新冠肺炎疫情之际,重温淞沪会战救护史,向医务人员致敬,为上海加油!好,马上回来。

  颜福庆努力挽救伤员生命,却无法扭转战局。上海沦陷,东南半壁,岌岌可危。汤飞凡住在上海的租界内,暂时安全。这时候,汤飞凡收到了恩师颜福庆的信。

  云飞:嗯。这还要从1913年说起。16岁的汤飞凡在湖南省甲种工业学校读工科,经常去萍乡等地的煤矿,观察一些机械构造。一天,两个陌生人来到矿上,带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在那儿摆弄,引起了他的好奇。汤飞凡很有礼貌地向这两人鞠了一躬,指着放在边上一个被摸得发亮的木箱子,问:“箱子里面放着什么东西?”单调的矿井调查,突然冒出一个稚气未脱的小孩,问这问那的,让两人觉得多了一点趣味,其中一人正是颜福庆,他们是来为矿工检查身体的。颜福庆告诉汤飞凡箱子里面装的是显微镜,用来检查钩虫病,并介绍了钩虫病的症状和病因。汤飞凡提出给他们帮忙,于是颜福庆教他怎样使用显微镜,怎样在标本上找钩虫卵。当汤飞凡尝试操作显微镜,在切片上找到了钩虫卵时,兴奋极了。也许从这一刻开始,汤飞凡决定将来要当一名医生,不仅为病人治病,而且要找出病因。汤飞凡问:“怎么才能学习医学?”颜福庆答:“可以报考即将成立的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汤飞凡当场表示:“一定来报考。” 1913年秋,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张榜招收医学预科生。该校由湖南育群学会与美国耶鲁大学雅礼协会联合创建,教学活动全用英语。汤飞凡报考湘雅医学专门学校,首先遇到的困难就是看不懂英文试卷,更不用说用英文答卷了。他鼓足勇气向校方提出,请求准许他用中文答卷。学校见他学医心切,破例批准了。考试结果,汤飞凡成绩优秀,被录取为预科生。之后的三个月里,他从0学起英语,开学上课时就能听懂一半了。又用了一年的时间恶补,克服语言障碍的同时,他也因用眼过度戴上了高度近视眼镜,暑假回家,错将哥哥认成了父亲,闹出笑话,殊不知这背后尽是坚毅。根据中南大学档案馆的资料记载,湘雅筹建之初,经费颇为困难,虽为中美合办,但碍于时局动乱,常有欠薪、周转困难的局面;在教育上却一直严格而谨慎。1921年6月18日,湘雅医学专门学校举行第一届毕业典礼。雅礼会按照美国康涅狄格州宪章,授予毕业生医学博士学位,以示与美国医学院毕业生同等程度。据说,1914年湘雅首批招收的30名医学生,如期毕业,取得博士学位,只有张孝骞、应元岳、汤飞凡等10人。

  健客:淘汰率超66%,真是太可怕了。张孝骞是中国消化病学的奠基人,我听说过。应元岳,前面提到过,但不太了解。

  云飞:嗯。他们都是颜福庆的骄傲!1928年,颜福庆在上海创办中央大学医学院。应元岳应邀担任该院临床内科、热带病学、寄生虫学及实验诊断学副教授兼科主任;1932年晋升上海医学院教授;1937年兼任上海中山医院院长。

  云飞:在湘雅,汤飞凡寒窗苦读的7年,正是微生物学发展的黄金时期,许多传染病致病菌被发现,汤飞凡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北里柴三郎,人称东方科赫。年轻气盛的汤飞凡曾言:“日本能出东方的科赫,中国为什么不能出东方的巴斯德?”当同学邀请他一道开业行医时,汤飞凡说出毕生志愿:“当一个医生一辈子能治好多少病人?如果发明一种预防方法却可以使亿万人不得传染病”。从湘雅毕业后,他没有急于当医生,而是报名考入协和医学院细菌学系继续深造。在协和,汤飞凡师从细菌学家田百禄(美籍德国人),进修细菌学课程。开始,汤飞凡被分配在培养基室,同其他青年医生一道做细菌学的常规工作:洗洗瓶瓶罐罐,制造培养基,了解细菌喜欢吃什么。他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与刻苦钻研的精神,得到田百禄的赏识,全面掌握了细菌学理论和实验技术,很快被提升为助教。1925年,经系里和学校推荐,汤飞凡获得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奖学金,赴美深造。在哈佛,汤飞凡师从细菌学家秦瑟。秦瑟是美国细菌学界的权威,他研制出斑疹伤寒疫苗,发明了立克次体的培养和染色方法。

  健客:一路走来,你说的这些,我现在听起来觉得好亲切啊!搁以前,什么斑疹伤寒、什么疫苗、什么立克次体、什么细菌培养、染色,这些统统都是天书一样的存在啊!

  云飞:汤飞凡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和标准规范的实验技能给秦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秦瑟邀请汤飞凡进入实验室工作,汤飞凡很快就取得一些成果,如成功研制出第一代微孔滤膜,测定各种病毒的大小。秦瑟以读书多、学识渊博著称。他启发学生广泛阅读与本学科有关的科学论文,定期召开读书会,要求人人发表见解,展开讨论,然后进行重点指导。在哈佛大学医学院的3年中,汤飞凡昼夜苦读、博览群书,丰富了细菌学知识,成为同学中的佼佼者。每次读书会上,他旁征博引和独到见解,使老师同学都感到惊讶。一次读书会后,秦瑟当着大家的面,幽默地对汤飞凡说:“当今世界上好搞读书会的人,除了我以外,就是你了。”秦瑟希望汤飞凡能留校任教,并开出了优渥的研究条件和生活条件。这对任何微生物学家来说,都是难得的机会。可留在美国做“三等公民”,在汤飞凡看来并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选择。这时,收到恩师颜福庆的信,邀请汤飞凡到刚开始筹建的中央大学医学院任教。 恩师在信中没有许诺,如实地列出创办医学院的困难。冀望他到中央大学医学院任教,共图祖国医学教育大业。一边是百废待兴的祖国,一边是如日中天的事业,汤飞凡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回国。他说:“我的国家科学事业很落后,微生物科学更是一片空白。我希望为我的国家微生物科学的发展尽到绵薄之力。” 1928年 8月,汤飞凡回国来到上海,就任中央大学医学院细菌学副教授。当时医学院一穷二白,啥都没有,汤飞凡白手起家,捐出自己的显微镜,一砖一瓦地搭建起实验室,在教授细菌学的同时,他没有放弃科研工作,开始研究沙眼、流行性腮腺炎、流行性脑膜炎、流感、致病性大肠菌炎等流行疾病的病原体。经过3年多的运转,中央大学医学院逐渐走上正轨,并于1932年独立办校,更名为上海医学院。同年,汤飞凡晋升教授,受聘担任英国在上海的雷氏德研究所细菌系主任,实验条件好了很多。上世纪30年代,日本微生物学家野口英世声称发现傻眼病原体,分离出沙眼杆菌。这一发现,在世界上引起了轰动,却遭到汤飞凡的质疑。从1932年到1935年,汤飞凡通过大量动物实验,甚至把细菌接种到自己眼中,终以详实的材料为依据,发表论文《沙眼杆菌与沙眼之研究》,否定野口英世的学说,得到国际微生物学界的公认。野口英世也因接二连三的失误从细菌学教材中消失。1935年,汤飞凡赴英,任英国国家医学研究所研究员,并做短期细菌学、病毒学研究工作。一天,来研究所参观的日本人要和汤飞凡握手,汤飞凡义正词严地说:“你们日本正在侵略中国,很遗憾我不能和你们握手,还是转告你们的国家停止对我的祖国的侵略吧!”好,马上回来。

  上海沦陷,英国在上海的雷氏德研究所做好了带汤飞凡撤回英国的准备。而恩师的信又不期而至。和十年前类似的“二选一”,又摆到汤飞凡的面前。正是:三尺讲台,三寸舌,三寸笔,三千桃李;十年树木,十载风,十载雨,十万栋梁。不同的是颜福庆的身份从中央大学医学院院长变成了国民政府卫生署署长,信的内容从邀请汤飞凡归国执教变成了邀请其重建中央防疫处。自古战乱多瘟疫。在颜福庆看来,也许只有汤飞凡堪当国家防疫大任。

  云飞:1937年,伍连德的第一位妻子黄淑琼因肺结核恶化病逝。淞沪会战爆发后,59岁的伍连德举家重返马来西亚。重整江山待后生啊!

  60年一甲子,60年一轮回。《长大后我就成了你》由宋青松作词,王佑贵作曲,发表于1998年,收录于宋祖英的音乐专辑《好日子》。2019年,该曲获得“唱响70年﹒我喜爱的湖南金曲”评选活动特别奖。也许是巧合吧,汤飞凡正是湖南人。用今天的眼光看,汤飞凡不仅是学霸、教授,是有世界影响力的微生物学家,而且是国民政府高官的乘龙快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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